河南灵宝青年王帅，在网上发帖举报家乡征地问题，当地认为其发帖造谣，派出公安跨省抓捕。17日下午，灵宝市相关负责人远赴上海，专门向王帅道歉，并启动国家赔偿。同时，灵宝市公安局对办理王帅案的警官做出处理，副局长等4名警察被停职，局长书面检查。（4月18日南方都市报）

    “灵宝王帅事件”耐人寻味。国民公开或匿名举报问题，批评政府与官员，或者发表不利于官方形象、利益的观点和看法，这应当视为一项基本人权，而保护这种权利，在法律、执法、行政方面，则应作为一项“基本国策”和起码常识——几乎全体知识分子、全体平民百姓都对此理念、法理达成了共识。

    然而，还有相当一部分官员和执法人员，拒不接受这一受到法律文本支持的“国民共识”，并在运用自己手中的强制权打压这项基本人权时，毫无心理障碍和“风险意识”。灵宝警方和某些党政官员在王帅事件中的作为，就表现了这一点。官与民之间，“政治觉悟”和“法治观念”的反差很大且难以正常沟通，所以，才会出现媒体和网民对灵宝地方权力持续谴责的情况。

    落实国民政治表达权、监督权、参与权过程中的普法与执法实践，处在胶着状态。有些势力在抵抗，为了权力的利益和执政的顺手而继续“对民专政”。此次对灵宝地方“因言治罪”的舆论声讨，以及上级权力的干预和“代劳道歉”，让力挺因言治罪的势力，发生了一次“局部性挫败”，这显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。至少此事能说明：从江湖到庙堂，反对因言治罪的力量也成一小气候的“高压槽”；地方上较低级权力肆意实行因言治罪的统治术，也可能引发相当的政治风险或官场震动了。

    “停职”或许算不上处分，网民对这种处理并不买账。更受质疑的是，被处理的全是当地警察部门的人员。据“灵宝市公安局下发文件”：对分管网警大队的公安局副局长焦占林给予停职处理，认定其责任为“审批错误”；对公安局法制科科长黄立忠给予停职处理，认定其责任为“审核定性不准”；对网警大队民警李平和刑警大队民警贺彦伟给予停职、离岗培训处理，认定其责任为“负有直接责任”，并指其原因为“业务知识不精”。我的看法是，执行命令、具体操作这事的公安干警并没有多大责任，主要责任还在于下命令的或者暗示授意的实际指挥人。你下了命令或者显示出“恼羞成怒”，下面的执行人也不能不服从命令或抵制你的意志么。如果抵制的话是英雄，而服从的话虽说是“狗熊”，但不至于担负很大罪责。

    “丢卒保车”，让下层执行人员当替罪羊的嫌疑很大。这一因言治罪的“过错”之所以发生，根子在于当地党政压倒一切的强势状态。牛的高于一切，不容任何非议和“挑战”。而公安方面，主要教训在于自觉地、习惯性地。积极地充当地方党政的“家丁”，接到一个招呼甚至一个“表情暗示”，就立马冲权力的“对立面”大打出手，只重“大官”授意和需求，而对法律、人权全不在意，连执法的“名堂”也没半点表面文章式的考究。

    副省长先道了歉，灵宝市委市政府要是不道歉就说不过去了。于是灵宝官方说“市委、市政府负有领导责任。在信息中心发布的回应，造成的不良影响，敬请媒体朋友谅解。我们已向三门峡市委、市政府做出深刻检查，在此向王帅及家属赔礼道歉。”但是，这里把“道歉原因”，局限在“在信息中心发布的回应”一事。此说之意，就是说警方办此案完全是“主动出击”，市委市政府并没有侵权责任。其实，灵宝发布的那个官方的正式回应，正是当地实权官员力挺警方侵权的证据，还是面对舆论声讨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“坚持不动摇”的证据。

    前不久，我写过《政府不能和网民对着干！》，提出“不能和网民对着干”需成为公仆常识、官场警语。如今，灵宝官方和网民对着干又没沾到便宜，公仆们对此道理的理解当更深入一步了。和网民、民声对着干，干到最“漂亮”不过就是祭出因言治罪的法宝而已，而这种对着干，就是犯下一项大罪了。

    因言治罪个案即便侵犯的只是一个个体，但此罪针对的、侵犯的却是全体国民。也就是说，此种个案，都是对全体国民的犯罪，对天下人的犯罪——没有侵犯一个人的因言治罪案例，所有因言治罪的个案都侵犯全体国民的基本权利。

    因言治罪，“威慑”与恫吓全体国民，镇压全体国民。它公然以全民为敌，剥夺的是最起码的人权，准确而全面地反映权力对国民的关系实质。因言治罪即可遂，所有国民权力则一概没有保障，全都可以一风吹落。此罪可容，人不人、民不民、官不官、国不国，皆理所当然——大家是看清了这道理的，不然就不会在“王帅事件”中如此执著了。